契约型基金、资管计划等产品减持股票时的税收属性判定与纳税人认定

在金融圈的摸爬滚打这些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市场永远在变，唯有合规和税务风险是悬在每个从业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特别是当我们在处理私募业务时，经常会遇到一种非常尴尬的情况——产品赚钱了，但在退出环节，尤其是减持股票的时候，关于“到底该交什么税”、“谁来交税”的问题，往往会引发管理人和投资者之间，甚至是管理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巨大争议。今天，咱们就抛开那些晦涩难懂的法条，以一个从业者的视角，来聊聊契约型基金、资管计划等产品减持股票时的税收属性判定与纳税人认定这个“硬骨头”话题。这不仅是合规的底线，更直接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搞不懂这个，很可能辛苦忙活几年，最后都给税务局“打工”了。

产品性质界定

我们得明白我们在讨论什么。契约型基金和券商/基金子公司的资管计划，在法律形式上属于“信托”关系，而不是“公司”或“合伙企业”。这意味着它们在工商登记上没有营业执照，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在法律层面，它们通常被视为一种“财产集合”而非“主体”。在税收层面，事情就变得复杂了。长期以来，我国对于契约型私募产品的税收地位并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极其明确的“法典”来界定，这导致各地执法口径存在差异。

这种法律形式的特殊性，直接导致了其纳税主体地位的模糊。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公募基金在买卖股票时的价差是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但私募性质的契约型基金和资管计划并不能直接享受这一待遇。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一个不是“人”的实体赚了钱，谁来填税表？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道关卡。在加喜财税经手的众多案例中，我们发现很多管理人往往只关注投资回报，而忽视了产品架构本身的税务定性，直到减持前夕才开始手忙脚乱地寻找解决方案，这其实是极不明智的。

我们需要引入一个核心概念：“税收透明体”。虽然目前税法没有明文规定契约型基金就是税收透明体，但在行业实践和部分税务稽查案例中，越来越倾向于将其视为“穿透”处理。也就是说，产品本身可能只是一个管道，所得应当穿透至最终的投资者。由于投资者构成复杂——可能有自然人、法人，甚至合伙企业，这种穿透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巨大的技术障碍。很多时候，税务机关会要求管理人作为“扣缴义务人”或者实质上的“纳税人”来履行申报义务，这就给管理人带来了巨大的合规压力。

纳税主体认定

既然产品本身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人”，那么当契约型基金减持股票获利时，发票开给谁？税又由谁承担？这就涉及到了纳税主体的认定问题。这是目前行业内争议最大的领域。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的博弈：一种是认为产品本身应作为纳税主体，参照公募基金处理；另一种则认为应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穿透至投资者。目前来看，后者在越来越多的行政沟通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考虑到“实际受益人”这一概念的反避税应用。

举个真实的例子，我去年接触过一家位于深圳的私募管理人，他们发行了一只契约型基金，重仓持有一家科创板公司。解禁期一到，他们迅速减持，获利颇丰。当他们在所在地税务局进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申报时，遭到了质疑。税务局认为，虽然产品是契约型的，但管理人运营该产品并产生了收益，应当参照“非法人组织”缴纳企业所得税，或者要求管理人对自然人投资者非常精准地代扣代缴个税。这导致管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敢将收益分配给投资人，因为一旦先分配了，税款没落实，管理人就要面临巨额罚款。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纳税主体认定不清带来的资金效率损耗。

在这种背景下，管理人往往被迫承担起“名义纳税人”的角色。虽然税法上可能规定最终税负由投资者承担，但在征管实践中，如果产品本身没有独立的税务登记号，税务机关只能找管理人。契约型基金在开户和税务登记时，通常是以管理人名义开立的“产品账户”。这种操作模式虽然解决了交易层面的问题，但在税务层面，就很容易将管理人的自有资金与产品资金混同，或者让管理人承担了本不该由其承担的潜在税务连带责任。特别是当产品出现亏损无法抵扣盈利，或者多层嵌套导致投资者身份隐蔽时，这种认定上的模糊地带就是一颗定时。

我们还需要区分“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差异。对于增值税（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根据140号文的规定，管理人确实是直接的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简易计税，这一点相对明确。对于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管理人是纳税人。这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管理人交增值税时觉得自己是“经营者”，交所得税时又觉得自己只是“代理人”。这种身份的分裂，是我们在做税务筹划时必须正视的现实。

股票减持增值税

谈到减持，大家第一反应可能都是所得税，其实最先跳出来的往往是增值税（VAT）。根据营改增后的相关政策，金融商品转让属于增值税应税服务。契约型基金和资管计划减持股票，本质上就是金融商品的转让。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盈亏相抵的问题。根据财税〔2016〕140号文，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管理人作为纳税人，暂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3%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增值税的计算是基于“差额”的，即卖出价减去买入价。这个“买入价”的确定有时候非常头疼。如果是原始股解禁减持，买入价可能是每股面值，也可能是IPO发行价，甚至是复权后的价格，不同的确定方式对税额影响巨大。而且，如果一个资管产品有多个投资者，或者同一管理人有多个产品，这些产品的盈亏是否可以互抵？目前的政策普遍理解是，不同产品之间的盈亏不能互抵，每个产品必须独立核算。这对于那些管理多只产品的机构来说，意味着可能出现有的产品大赚需要交大量增值税，而有的产品巨亏却无法抵扣的情况，极大地增加了整体税负成本。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不同持有期间下增值税处理的变化，我们可以参考下表，这有助于我们在做减持决策时提前算好账：

在处理增值税时，我们还要关注发票的开具。契约型基金转让股票，在证券交易所过户时是不需要开具发票的，但是管理人需要在申报时进行纳税。对于需要开票给下游机构投资者的场景（虽然股票转让少见，但在其他金融商品转让中常见），管理人如何开具税率为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一个实操中的痛点。因为产品本身没有发票专用章，通常只能以管理人的名义开具，这在财务合规和审计中往往需要特别的说明和留底备查。

所得税属性判定

如果说增值税还是有章可循，那么所得税简直就是一片“迷雾”。契约型基金减持股票获得的收益，在所得税法上到底算什么？是“经营所得”，还是“财产转让所得”，亦或是“股息红利所得”？这个定性直接决定了税率是20%、35%还是25%。对于自然人投资者而言，如果是股息红利，通常按差别化政策交税；如果是财产转让所得，理论上也是20%；但如果是经营所得，则可能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这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

目前，行业内普遍的观点是，契约型基金的对外投资转让所得，应当穿透认定为投资者的“财产转让所得”。对于自然人投资者，适用20%的比例税率；对于机构投资者，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这只是理论上的“通说”，在缺乏高阶别法律支撑的情况下，税务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典型案例：某地税务局在检查一家契约型基金时，试图将其认定为一种“经营活动”，要求对自然人投资人的所得按照“经营所得”征收个税，理由是管理人是专业机构，投资行为具有经营性质。虽然经过多轮沟通，我们依据相关法理坚持了财产转让所得的定性，但这个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反映出税收属性判定中的不确定性。

更复杂的是机构投资者作为LP的情况。如果资管计划的穿透层上面是一家合伙企业，那么这家合伙企业是否需要就这笔减持收益缴纳所得税？这里就涉及到了“先分后税”的原则。契约型基金本身不是一个纳税实体，它如何把收益“分”给上面的合伙企业？这就又回到了管理人代扣代缴的问题。如果管理人不代扣，上面的合伙企业没有收到现金，可能就无法按时缴税，从而产生滞纳金风险。这种多层嵌套结构下的所得税传导机制，是目前税务合规中最大的雷区之一。

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我们不仅要看税法，还要看《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相关会计准则。虽然会计核算上产品是独立的，但在税务上，由于缺乏税号，这种独立性往往无法得到认可。很多机构在设立产品时，会慎重考虑到底是设公司型、合伙型还是契约型。对于拟上市公司股东来说，契约型基金往往因为“三类股东”的身份核查困难而被劝退，其实这背后除了法律确权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税务的不透明性让监管层和中介机构都感到头疼。

代扣代缴责任

既然纳税主体认定模糊，那么“谁来交税”这个问题最终往往就演变成了“谁来负责把税款交上去”。在目前的征管环境下，基金管理人几乎无法摆脱代扣代缴义务人的角色。这是一种法定责任的延伸，也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无奈。对于自然人投资者，管理人必须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对于机构投资者，虽然通常是自行申报，但如果产品分配时没有完税证明，管理人在风控合规上往往也不敢放行。

这给管理人带来了巨大的操作挑战。是信息的收集。契约型基金的投资者可能随时发生变更，特别是在开放式基金中，申购赎回频繁。在减持的那一瞬间，谁能精确计算出每个投资者应分摊的收益和税款？这需要极其强大的TA（登记过户）系统和税务系统的对接。现实是很多中小机构的系统并不支持这种复杂的实时税务计算，往往只能依赖Excel手工估算，这种人工操作带来的错漏风险极高。

是资金流的匹配。税款必须在产品层面扣除，还是向投资者追偿？如果是产品层面扣除，那么投资者的实际到手收益就会缩水，可能引发合同纠纷；如果是向投资者追偿，一旦投资者失联或拒绝缴纳，管理人可能就要先用自有资金垫付，这无疑增加了管理人的经营风险。我记得在帮一个客户处理离职员工的老产品清算时，就因为找不到当年的几个自然人投资者，税务局又盯着管理人的税号不放，最后管理人不得不自掏腰包垫付了几十万的个税，这种哑巴亏吃得太冤了。

在加喜财税的日常服务中，我们经常建议管理人务必在基金合同中对于“税负承担”和“代扣代缴授权”做出极其详尽的约定。不仅要说清楚税率，还要说清楚如果发生税务稽查补税，滞纳金和罚款由谁承担。这不仅仅是法律文本的完善，更是对管理人自身护城河的构建。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谈钱，更不好意思谈税，在合规面前，丑话说在前头永远比事后扯皮要好得多。

实际受益人穿透

随着CRS（共同申报准则）的实施和国内反避税力度的加强，“实际受益人”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契约型基金这种典型的“壳”结构，税务机关越来越关注其背后真正的控制者和获益者。穿透原则不仅在金融监管中适用，在税务认定中同样适用。如果税务机关认为某个契约型基金仅仅是一个用来避税的通道，缺乏商业实质，那么他们有权依据“经济实质法”的精神，否定其架构的存在，直接对背后的实际受益人征税。

这种穿透在跨境交易中尤为明显。如果一个契约型基金的开户地在境外，或者投资者包含了离岸公司，那么在减持A股股票时，税务机关会严格审查其是否构成了中国的“税务居民”。根据最新的个税法，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居住满一年的个人，或者其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都可能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从而面临全球所得的纳税义务。对于契约型基金而言，如果其管理团队、决策地都在中国，很难不被认定为中国的税务实体，进而引发全球征税的风险。

我之前处理过一个涉及境外资管计划投资A股的案例。该计划通过沪股通持有某公司股票，减持时获利颇丰。客户原本以为可以按照10%的预提所得税享受税收协定待遇，但经过我们对该计划治理结构的深入分析，发现其关键决策人员都在内地，且投资策略主要由内地团队制定。这意味着该计划可能被认定为“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从而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需要就其全球所得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最终，客户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主动与税务机关沟通，补缴了税款，避免了可能高达数倍的罚款和声誉风险。这个案例深刻地告诉我们，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任何试图利用架构模糊税务身份的行为，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对于资管计划而言，还要注意“嵌套”层级过多导致的穿透失效。如果资管计划投资了另一个信托计划，再投资了一个合伙企业，最后才投资股票，这种多层结构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更让“实际受益人”的认定变得异常困难。一旦税务机关无法穿透，或者穿透成本过高，他们往往会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求最上层的扣缴义务人全额缴纳保证金，或者直接否定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简化的架构在当前严监管的背景下，反而是一种最佳的税务保护。

合规风控建议

面对如此复杂的税务环境，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作为专业人士，我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合规防火墙。是建立完善的税务合规台账。不要等到税务局找上门才开始翻凭证。每一笔股票的买入成本、分红金额、送转股情况、减持价格，都必须有清晰、可追溯的记录。特别是针对送转股造成的成本摊薄，务必按照税法规定的口径（如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进行系统化的维护，这是计算税款的基础，也是应对稽查的第一道防线。

要加强与税务机关的预沟通。对于大额的减持计划，或者在税收政策模糊地带的操作，不要想当然地按照行业惯例执行。建议通过官方渠道，或者在纳税申报时进行备注说明，主动披露产品架构和纳税人认定逻辑。在处理行政或合规工作中，我遇到的一个典型挑战就是不同科所对同一政策理解不一。我的解决方法是，整理好相关的法律条文、行业判例以及我们的学术观点，形成书面报告，由管理层出面与税务局进行正式的汇报交流。这种“非正式的裁定”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能极大地降低被事后稽查调整的风险。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做好投资者教育。很多自然人投资者根本没有意识到契约型基金减持股票还需要交这么重的税，他们往往拿到的收益是税前的，或者误以为管理人会包办一切。一旦管理人扣除了大笔税款再分配，很容易引发投诉甚至诉讼。在产品发行端，就必须向投资者充分揭示税务风险，明确告知扣税流程和预估税负。这不仅是合规的要求，也是管理人勤勉尽责的体现。只有当投资者对税务成本有了合理的预期，双方的长期合作才能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总结与展望

契约型基金和资管计划在减持股票时的税收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成长中的烦恼”。随着资管行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相信监管层也会逐渐出台更加明确、统一的税收法规来填补目前的空白。在法律体系完善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合规的框架内，尽最大努力去理解规则、适应规则，并利用合理的规则来降低风险。

对于管理人而言，核心在于厘清“管理人”与“产品”的界限，既不能越俎代庖承担不必要的税负，也不能因为角色的模糊而逃避应有的扣缴义务。对于投资者而言，理解产品架构背后的税务逻辑，是评估最终投资回报的关键一环。税收成本是投资交易中不可忽视的摩擦成本，只有将其纳入整体投资策略的考量，才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未来，随着税收征管技术的升级，无论是“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还是穿透管理的手段，都将成为常态，唯有合规者方能行稳致远。

加喜财税见解：

作为长期深耕金融企业服务领域的专业机构，加喜财税认为，契约型基金的税务痛点本质上是金融创新与税收滞后的矛盾。在现行法规下，我们建议机构摒弃“利用信息不对称套利”的旧思维，转向“架构合规与流程优化”的新路径。特别是在减持环节，应建立税务测算模型，将增值税与所得税纳入交易决策的一环。对于管理人，强化“实质扣缴义务人”的责任意识，完善合同条款与信息披露，是规避自身法律风险的最佳策略。加喜财税将继续致力于解读最新监管动态，为资管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保驾护航。